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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點新知搶先報

 

內容簡介

  《再思大學之道》,是作者《大學之理念》的姊妹篇。《大學之理念》寫「大學之為大學」,發佈三十多年,兩岸三地一再重印,迄今仍多有讀者。
   
  《再思大學之道》不只寫「大學之為大學」,更是作者四十年來中國現代化與現代性論述的一個環節。《再思大學之道》論述中國一百五十年來中國的大學從經學到科學的轉化及其因此產生中國學術文化之巨變。
   
  作者指出,現今的大學,特別是「研究型大學」,無不偏重「知性之知」,而講「德性之知」的道德教育都失位了,現今的「大學之道」都只重求「真」的科學上的創新知識,而忘了古之「大學之道」是以求「善」為鵠的的「價值教育」或「道德教育」了。
   
  今之大學之道必須與「古」之大學之道兼重並舉,應以追求「真」與「善」同為終極目標,否則大學將忘卻本心,忘記甚麼才是好的大學。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金耀基


  曾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 新亞書院院長, 社會學系講座教授。著述很多, 主要包括《從傳統到現代》《大學之理念》《中國社會與文化》《中國政治與文化》《中國的現代轉向》《社會與與中國研究》《劍橋語絲》《海德堡語絲》《敦煌語絲》《學思與生涯》。

目錄

vii 前言
1 蔡元培與中國現代大學範典之建立
17 大學之道:省思現代大學之理念
37 從大學之道說中國哲學之方向
61 從大學之道談通識教育
75 大學教育的人文價值
89 大學在現代社會的功能
111 大學與中國現代文明的建構
附錄
131 中國的現代轉向要靠第一流的大學(答李懷宇問)
149 大學是「知識創建基地」(答李懷宇問)
163 大學共和國(答馬國川問)
187 百年以來教育的重大遺失(劉夢溪)
 

前言

  

  《再思大學之道》一書,可視為拙著《大學之理念》的姊妹篇。《大學之理念》最早的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版本(此後有香港牛津2001年增訂版,大陸三聯書店2001年簡體字版)於1983年問世,距今2017年《再思大學之道》之發佈已近三十年。作為書作者的我,《大學之理念》在兩岸三地一再重印,迄今仍多有讀者對這本書寫「大學之為大學」的論文集興趣不減,是十分欣慰的。而今在我八十歲後能看到《再思大學之道》與讀者見面,則更有一份自得之樂。

  

  《再思大學之道》的論文集是我2004年自香港中文大學退休後之作。在過去十年中,我真正享有一生難得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做自己喜歡做的事,其間,除了出版《敦煌語絲》的散文集、《中國文明的現代轉型》學術論文外,最念茲在茲,書寫時停時續的便是《再思大學之道:大學與中國的現代文明》這本論文集。十年來,我先後有幸受邀在大陸北京大學、復旦大學、東南大學、南京大學、江西師範大學、台灣中山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及深圳讀書論壇作專題講演。這七次講演,經我修改、補充便成了這本《再思大學之道》的論文集。這本論文集的七篇論述,各有所重,彼此獨立,而卻又相互有關,因為都是循着我心中一個主題而展開的。這個主題就是本書書名所示意的。也正因為此書各篇講稿是循一主題展開的,所以有些內容,甚至有些文字,頗多重複之處。牛津大學出版社編者認為為了盡可能保有演講的原趣,建議不作刪改,盼讀者有以諒之,幸甚。

  

  《再思大學之道》是我拙著《大學之理念》的姊妹篇,但它更是我四十年來中國現代化與現代性論述的一個環節。2016年初出版的拙著《中國文明的現代轉型》是四十年中我在不同時期對中國文明現代轉型的宏觀論述。在該書中,我提出一百五十年來中國現代化有三大主旋律,即(一)從農業社會經濟轉向工業社會經濟,(二)從專制君主制轉向共和民主,(三) 從經學轉向科學。通過這三大主旋律,中國經歷了巨大的轉變( great transformation )。因此,中國的古典文明轉型為中國的現代文明。對於中國現代化的三大主旋律,我用了數十萬言加以詮釋。第一個主旋律(從農業社會經濟轉向工業社會經濟) 的詮釋,可閱看拙著《中國社會與文化》1。第二個主旋律 (從專制君主制轉向共和民主),可閱看拙著《中國政治與文化》2。但對第三個主旋律(從經學轉向科學)則並無專文的論述。這次《再思大學之道》的出版正是論述中國一百五十年來中國的大學從經學到科學的轉化及其因此產生中國學術文化之巨變。至此,我四十年來的中國現代化、現代性的書寫也可算有了一個全面的理論性的表述。

  

  講「從經學轉向科學」必不能不提1905年清廷下詔「廢科舉、設學校」這件頭等大事。這是中國二千年「經學時代」( 馮友蘭語) 結束的徵號。民國初年,蔡元培任教育總長時頒佈〈大學令〉,取消了「經學科」,又是中國教育史上里程碑式的大事。1917年蔡先生任北京大學校長時,大量的科學課程進入大學,而「經學」作為中國古代的經典則如西方的「神學」(西方古代的經典)一樣,從大學中排除了。蔡元培建立的北京大學實是參考德國所創的「現代型大學」。中國現代的大學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橫向地從歐洲移植過來的,它不是縱向地從中國傳統的「太學」傳接下來的。中國的現代大學與古代的太學( 及國子監) 不同,太學是以經學( 四書五經)為核心,而大學則以科學為核心。大學是中國現代化的產物,同時,大學又是中國現代化之「動力」的基本源泉。中國一百多年的經濟現代化,講到底,實是中國「工業化」,而工業化之最後知識的奧援是科學(科技) 。今天兩岸三地都已經歷了不同形態的工業化,傳統而古典的農業文明已轉型為一個新起的工業文明,這絕對是中國三千年最大之變局,而這個最大變局之所以產生,歸根究底,主要( 當然非唯一的)是由於中國百年來有大學培育的科學知識與人才。今日之世,一個國家的國力,不論是硬實力或軟實力,主要地都來自大學。在這裏,我願強調中國的現代大學是建立、推動「科學新文化」的主要基地,五四新文化運動標舉「民主」與「科學」二大目標性價值觀之後,科學在大學中已佔據雖非壟斷,但肯定是主導地位。從大學的知識結構來看,科學或其相關的院系已是大學的三分之二或五分之四甚或七分之六的比例。科學的意索( ethos )已滲透到所有學科。大學如社會學家柏森斯(Talcott Parsons ) 所言已成為一「認知性的知識叢」( cognitive complex ),大學更出現貝拉(RobertBellah ) 所說的「知識的科學範典」(scientific paradigm ofknowledge),即科學已成為一切知識之尺度。甚焉者,甚至有把科學與知識劃上等號的「科學主義」。當然,科學主義早已受到嚴厲的批判,事實上也已為識者所揚棄,不過科學知識在知識王國當陽稱尊是一個客觀的事實。也正因在科學當陽稱尊的氛圍下,中國讀書人二千年信奉不疑的「大學之道」,即: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實際上已在今日大學中漸行漸遠,甚至在消失中,而被今日新的「大學之道」,即:大學之道,在明明理4( 明科學之理) ,在新知4(創科學之新知),在止於至真4所取代了。

  這個「古」「今」「大學之道」的變化與易位是我深深感到不安的。坦白說,我對以求「真」為鵠的的今之「大學之道」是歡迎的,絕不排拒的。美國二十世紀哲學家懷海德(A. N. Whitehead )說:「有了科學,才有近代世界」,真是巨眼卓識。事實上,有了科學,中國才有真正的工業化。而今之世,衣、食、住、行莫不因科學而變得更好,生、老、病、死的人生歷程中也無不與科學有關。誠然,有了科學,中國才有今日的現代文明。百年來,人的生活質素改善了,社會上的貧窮大大減少了,人之壽命大大提升了,更深地說,科學已使人更能像人了。所以,我要指出,我們習慣地把「科學」與「人文」視為對立是不正確的,科學不止不是「反人文」、「非人文」,科學恰恰是十分人文的人文。只不過,科學是求「真」的人文,而不是求「善」或求「美」的人文,(我這個論點,請參本書〈大學教育的人文價值〉一文),故我對於求「真」的今之「大學之道」是歡迎的,不排拒的。但是,我強調,如今之求「真」的「大學之道」取代了古之求「善」的「大學之道」,或把古之求「善」的「大學之道」揚棄了,邊緣化了,則是我完全不能接受的。正因為此,當我讀到魯易士(Harry Lewis )2006出版的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 How a Great University ForgotEducation ( 《失去靈魂的卓越:一間偉大學府怎麼會忘了教育》) 一書時,覺得是空谷足音並引為同調。魯易士是哈佛大學哈佛學院(Harvard ollege,即人文學與科學本科生院)的院長,也是電子計算機三十年的資深教授。魯易士教授毫不含糊地指出,哈佛大學在科研和創新知識上是「卓越」的,但是哈佛大學本科教育上是失敗的,已失去了「靈魂」。他認為哈佛已忘了甚麼是「好的教育」。大學的「好的教育」是大學有責任使學生的「腦」與「心」一起成長 ——使學生成為一個「學識與德行兼有的青年」。他批評哈佛說:「大學已失去,誠然,已自願放棄,它鑄造學生靈魂的道德權威。」我必須說,魯易士對哈佛的批評,同樣適用於世界所有的「研究型大學」。實際上,現今的大學,特別是「研究型大學」無不偏重「知性之知」,而講「德性之知」的道德教育都失位了,用我的話來說,現今的「大學之道」都只重求「真」的科學上的創新知識,而忘了古之「大學之道」是以求「善」為鵠的的「價值教育」或「道德教育」了。此所以近十餘年來,我不斷指出「今」之大學之道必須與「古」之大學之道兼重並舉;大學對於真與善之追求是不可偏重偏輕的。

  

  我之認為大學應該將古、今之「大學之道」兼重並舉,亦即應以追求「真」與「善」同為終極目標,實緣於我對大學之角色與功能之定位與定性。我多年來深信大學是推動中國現代化的基本動力,而中國現代化之終極願景是建構中國的現代文明秩序。以是,在建構中國的現代文明秩序的歷史大業中,大學是最責無旁貸的。( 試問還有比大學更應該或適宜擔此責任者乎?)我們知道,建構中國的現代文明,在最深與最全觀的意義上而言,必須包括真、善、美三個範疇。故而從大學創新知識上說,它所創新的應該涵蓋真、善、美三個範疇的知識,從大學教育的目標說,它所提供的應該涵蓋求真、求善、求美的教育。在此,我特別應指出,在中國文化的語境裏,善與美這二個範疇是相通相濟的。中國人對一美好事物常會有「盡善盡美」的讚嘆,正透露善與美是相連不分的。蔡元培主持北大時,倡導「美育代宗教」,實質上是欲以美育來提振德育。( 善與美的關係之詮釋,請閱本書第一篇〈蔡元培與中國現代大學範典之建立〉一文) 。因此,我上面所說兼重並舉古、今的「大學之道」,實是說大學之道應不止止於「至善」與「至真」,還應包含有止於「至美」之意。果如是,則大學傳授與創新的知識,有「知性之知」(科學),有「德性之知」(道德),有「審美之知」( 美學),從而大學將不止可「卓越」也可有「靈魂」矣。

  

  在本書出版之際,我要特別一提的是,本書除了我七篇講演文稿外,還在附錄中收入李懷宇先生與馬國川先生的三篇訪問稿及劉夢溪教授〈百年以來教育的重大遺失〉一文。

  李懷宇與馬國川兩位是文化知識界當行出色的記者,他們在訪問時對我提出的敏銳、深刻的問題讓我有機會對「大學之為大學」這個大題目作了更多的思考與詮釋,這是我十分感念的。劉夢溪教授此文則是針對本書中〈從大學之道說中國哲學之方向〉一文所作的評論。我的那篇文字原是2009年在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成立六十週年的研討會上的講演稿,後由中大哲學系出版。2015年,劉夢溪教授認為該文意義重要,將它發表於他主編的《中國文化》的春季號,並且作了編者評論。坦白說,這篇編者評論是我所見對拙文(亦可說是對拙著)最有深意精思的回響共鳴。欣佩之餘,經徵得夢溪兄之同意,特刊於本書。

  

  《再思大學之道》一書,承相識相知二十年的林道群兄之安排,也由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與拙著《大學之理念》合而為我論述「大學」之作的姊妹篇。我感謝道群兄的雅意並再一次對他這位編輯人的識見、巧思與情志,表示欣賞與欽佩。

二○一七年春
 

詳細資料

  • ISBN:9780190486372
  • 規格:平裝 / 340頁 / 15.2 x 22.8 x 1.7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香港
  • 本書分類:> >

內容連載

第一章
 
蔡元培與中國現代大學範典之建立今天承中國文化書院,北大哲學與文化研究所與國風集團的邀請,作為「第八屆蔡元培學術講座」的主講,感到十分榮幸。蔡元培先生是現代中國的一位偉大學人。1868年生於浙江紹興,1940年3月5日逝世於香港。安葬在香港仔山巔的公墓,這是香港的青山有幸。1978年,我曾在蔡先生墓的修建竣工的春祭典禮中,參與北京大學同學會的公祭。事後,我還寫了一篇〈蔡元培先生象徵的學術世界〉的文章。蔡先生對現代中國的學術發展有傑出貢獻,今天我講的題目是「蔡元培與中國現代大學範典之建立」。
 
蔡元培先生是清末民初、二十世紀中國大轉變過程中一位極具歷史方向感的讀書人,他在中國學術文化與教育轉變中,提示了一個現代轉向。蔡先生的貢獻是多方面的,而他對中國的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則貢獻最大,影響最深。他於1917年出任北京大學校長,1924年離開北大,他在七年中,繼首任校長嚴復之後為北大作了根本性的改革,使北大成為一所具有現代學術性格的中國大學。
 
北大原為京師大學堂,成立於1898年,1912年改名北京大學,但在蔡先生出任北大校長時,這所高等學府固是維新運動的產物,雖然已與傳統的國子監不同,但仍是像個「衙門」。袁世凱還要把北大校長和教授稱為「中大夫,下大夫」,而當時北大學生也多有以北大讀書作為升官發財的敲門磚。袁世凱死,蔡先生才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襟懷出掌北大。蔡先生去當北大校長是有理想,有理念,有抱負的。他留學德國時,對西方的大學有深刻的認識,他意識到大學對於一個國家的教育、學術與文化的重要,他意識到從教育入手,才可以使中國轉危為安,救弱為強。(他認為救普魯士之亡,德意志統一的盛業,皆發端於教育之革故鼎新) 他並有把北大辦成世界一流大學的願景與信念。
 

 

 

 

貞觀二十三年(649)五月,唐太宗李世民在去世前夕,將李世勣外放為疊州都督。李世民此舉,歷來被認為是其帝王心機的一個典型表現。 當時,李世勣原本是特進(正二品散官)、太子詹事(從三品職事官)、同中書門下三品(加銜,有此銜表示位居宰相)。被外放之後,出任疊州都督(從三品),沒有了「同中書門下三品」加銜,不再是宰相,又失去了特進,相當於從朝廷中樞被趕了出來。 ...李世勣 李世民為什麼要外放李世勣呢?本文具體來分析一下。 一、史料記載和對比 (一)《資治通鑑》記載 對於李世民外放李世勣事件,《資治通鑑》記載如下: 上(李世民)謂太子(李治)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恐不能懷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於後用為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五月,戊午(十五日),以同中書門下三品李世勣為疊州都督;世勣受詔,不至家而去。 按照《資治通鑑》的說法,李世民對李治說,李世勣很有才能,但是李治對李世勣沒有恩典,因此,李世民害怕李世勣不服李治。因此,李世民安排了一場戲:先把李世勣外放,如果李世勣服從安排,馬上去赴任,那就表示這個人可以用,等到李世民去世後,李治可以任用李世勣為僕射(從二品職事官,尚書省長官);如果李世勣徘徊觀望,那就表示這個人不能用,那就殺掉他。結果,李世勣接到命令後,家都沒回,直接去疊州赴任了。 ...李世民 如果僅僅從《資治通鑑》的記載來看,李世民這種安排挺陰險的,李世勣稍有不慎,就會面臨殺身之禍。而且這也與李世民此前一直強調的君臣之間坦誠相待的理念不符。因此,在古代就有人對此提出了批評,為《資治通鑑》作注的元代學者胡三省就指出: 史言太宗以機數御李世勣,世勣亦以機心而事君。 意思是,唐太宗用權謀駕馭李世勣,李世勣也用權謀對待李世民。 ...胡三省 現在,在翻案風盛行的今天,李世民此舉更是被很多人拿出來說事,用以批判李世民猜忌大臣。 那麼,實際情況是什麼樣的呢? (二)兩唐書和《冊府元龜》記載 我一向強調,看到史料,不要盲從,先靜下心來,花點時間和精力,對比一下不同的史書記載,看看史料本身是否有問題。果然,把《資治通鑑》的記載,與兩唐書和《冊府元龜》的記載一對比,我們就會發現,雙方記載並不一致。 據《舊唐書》李世勣傳記載: (貞觀)二十三年,太宗寢疾,謂高宗曰:「汝於李(世)勣無恩,我今將責出之。我死後,汝當授以僕射,即荷汝恩,必致其死力。」乃出為疊州都督。 (《冊府元龜》卷45、《新唐書》李世勣傳記載略同) 與《資治通鑑》的記載對比後就可以發現以下差異: 第一,未記載李世民想判斷一下李世勣接到外放命令後的反應; 第二,未記載李世民說如果李世勣徘徊觀望就殺掉李世勣; 第三,未記載李世勣接到命令後,家都不回,直接赴任。 如果我們把以上幾點抽掉,再看李世民的這一安排,就會發現,雖然這仍然是一種權謀(《冊府元龜》本來就將其列入「帝王部·權略」之中),但少了很多陰險狡詐的色彩,更多的是協助新君籠絡舊臣的手段。 ...李治 那麼,《資治通鑑》的這幾點記載是從哪裡來的呢? 我認為,應該是出自唐代劉餗的筆記小說《隋唐嘉話》,據《隋唐嘉話》記載: 太宗病甚,出英公(李世勣)為疊州刺史,謂高宗曰:「李(世)勣才智有餘,屢更大任,恐其不厭伏於汝,故有此授。今若即發者,我死後,可親任之。如遲疑顧望,便當殺之。」(世)勣奉詔,不及家而行。 《隋唐嘉話》是一部筆記小說,請注意,唐代的小說,與現代意義的小說不同,大致可以歸入野史。 據此看,應該是《資治通鑑》編者採信了《隋唐嘉話》的這段記載,將其編入了正史。 那麼,《隋唐嘉話》的這一記載,其真實程度到底如何呢? 二、史料辨析 我認為,通過李世勣在高宗即位之後的任職情況來看,《隋唐嘉話》的這一記載是不可信的,李世勣在接到外放疊州都督命令後,沒有赴任,而是繼續留在長安。 根據《資治通鑑》排出的時間表來看,李世勣在貞觀二十三年(649)的任職情況如下: 五月戊午(十五日)前,李世勣為特進(正二品散官)、太子詹事(從三品職事官)、同中書門下三品(宰相加銜); 五月戊午(十五日),李世勣外放疊州都督(從三品); 五月己巳(二十六日),太宗李世民去世; 六月甲戌(初一日),高宗李治即位; 六月丁丑(初四日),李世勣為特進(正二品散官)、檢校洛州刺史(從三品職事官)、洛陽宮留守(鎮守洛陽的使職,無品階); 六月癸巳(二十日),李世勣為開府儀同三司(從一品散官)、同中書門下三品(宰相加銜); 九月乙卯(十三日),李世勣為尚書左僕射(從二品職事官,尚書省長官)。 請大家特別注意五月十五日和六月初四日的兩次職務任命。 五月十五日,李世勣外放為疊州都督,隴右道的疊州,位於長安以西1700里(數據出自《元和郡縣圖志》),如果按照《隋唐嘉話》和《資治通鑑》的說法,李世勣接到命令後,家都不回,直接去疊州上任了,那麼,等到六月初四日,李治任命李世勣檢校洛州刺史、洛陽宮留守的時候,已經過了將近20天了,按照李世勣日行100里計算,當時李世勣應該已經到達疊州了。 ...疊州 但是,我們來看看李治六月初四日給李世勣的官職是什麼: 檢校洛州刺史、洛陽宮留守。 這次任命至少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 (一)任命的目的是讓李世勣鎮守洛陽,穩定關東局勢。 當時的洛陽,是唐朝在關東地區的政治和經濟中心,戰略意義非常重要。李治在即位初期讓李世勣出任洛州刺史、洛陽宮留守,其目的與武德九年(626)六月玄武門之變後李世民命令其心腹屈突通出鎮洛陽是一樣的,那就是確保關東地區的穩定。 ...洛陽 (二)這是一次臨時緊急任命。 史書在此使用了「檢校」二字,所謂檢校,就是臨時署理的意思。當時出現「檢校」無非以下原因: 其一,有些親王名義上遙領州都督、州刺史,實際並不到任,所以任命別人「檢校」,實際處理當地事務。但李世勣不符合這一條,在貞觀二十三年(649),並沒有親王遙領洛州刺史。 其二,事出緊急,來不及正式任命,臨時派人「檢校」。我認為李世勣應該是這種情況。當時,唐太宗剛剛去世,必須要儘快穩定局勢,防止有人趁機作亂。為此才讓李世勣出鎮洛陽,臨時檢校洛州刺史、洛陽宮留守,穩定關東局勢。這與武德九年(626)六月玄武門之變後,李世民命令屈突通「檢校行臺僕射,馳鎮洛陽」(《舊唐書》屈突通傳)的情況是一樣的。 ...屈突通 據此看,我認為,李治讓李世勣檢校洛州刺史、洛陽宮留守,不是簡單的表示要重新重用李世勣(如果僅僅是為了表明要重用李世勣,那好歹也得給李世勣找個正式任命的官職,給人家一個「檢校」官算怎麼回事),而是與武德九年(626)玄武門之變後,李世民讓屈突通馳鎮洛陽的用意類似,就是在權力交接的敏感時期,確保關東穩定。 我們必須注意到,越是權力交接的早期,越容易出現意外變故,因此,李治對李世勣的這一任命,關鍵就是其時效性,李世勣必須能在儘可能短的時間內趕到洛陽鎮守,這樣才有效果。 如果李世勣按照《資治通鑑》的說法,在五月十五日接到命令後不做停留的去疊州上任,那麼,六月初四日李治任命其檢校洛州刺史的時候,李世勣在長安以西1700里的疊州。而他要去的洛陽有多遠呢?洛陽位於長安以東,距離疊州2560里(數據出自《元和郡縣圖志》)。如果按照日行100里計算,即便李世勣接到命令後馬上出發,也得走將近1個月才能到達洛陽,也就是說,截至六月底,李世勣都不一定能趕到洛陽。 那李治這道命令還有什麼實際意義?在權力交接最為關鍵的六月,難道洛陽就擱著不管嗎? 根據以上分析,我認為,貞觀二十三年(649)五月十五日,李世民外放李世勣為疊州都督之後,李世勣實際上應該沒走,仍然留在長安。 李世民不但沒派人去觀察李世勣是否立即赴任,恰恰相反,李世民甚至很有可能私下與李世勣有過交流或者暗示,讓李世勣留在京師,不要急於赴任。 至於《隋唐嘉話》的相關記載,應該是訛傳。 但很不幸,這段訛傳被司馬光採信,編入了《資治通鑑》,至今還在誤導很多讀者、甚至治史學者。 本文由詳侃歷史原創,歡迎關注,共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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